作者：杨一丹（ 天津市 写作学会副秘书长， 天津中医药大学 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）
近年来，剧本围读、朗读会之风悄然兴起，从国家大剧院、 北京人艺 等专业院团，到民间剧团、青年剧社，越来越多人以最简约的方式与戏剧相遇：没有华丽的舞台布景，没有专业的表演，仅凭一段段文字、一声声朗读，便得以走进戏剧。这股热潮也牵引着我们回望：戏剧从来不止“舞台表演”一种模样。
在当时，一部戏剧的生命很多时候并非始于舞台，而是始于文本。剧本多先在刊物上发表，被读者反复阅读、讨论，随后才被剧团选中排演。演出之后，它又回到报刊之中，接受批评与争论，这些意见还会反过来影响作品的修改。戏剧并非以舞台呈现为唯一中心向外展开，而是在文本、阅读与舞台之间反复流动，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确定主旨与样貌。
如果把视野再向前推，明清时期，随着刻本流通与文人评点的兴盛，戏曲开始以文本形态进入书斋，成为可以反复细读、评点与欣赏的文学对象。以《 牡丹亭 》为例，它在问世之初固然很快进入 昆曲 舞台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它以刻本形式被反复阅读，获得了更广泛的流传。明清之际，不少读者并不依赖舞台，而是在书斋中通过曲本进入戏剧情境。对于这些读者而言，戏曲首先是“可读之书”，其次才是“可演之戏”。
在这一阅读经验的基础上，明清时期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戏曲批评传统，诸如王骥德的《 曲律 》、 李渔 的《 闲情偶寄 》，以及 徐渭 的《 南词叙录 》等著作，都从不同角度讨论戏曲的结构、音律与人物塑造。正是在持续的阅读与评论之中，戏曲不断被再理解、再阐释，也由此在案头形成了一个与舞台并行的意义空间。
到了近代，这一戏剧阅读传统转移到了文艺副刊的阵地。1897年《 字林沪报 》附张《消闲报》的创办，标志着副刊形态的初步形成，戏曲评论亦随之进入日常阅读。至20世纪，副刊成为戏剧传播与讨论的重要阵地：《晨报》副刊设有“剧谈”“剧评”等栏目，《大公报》自1922年起陆续推出“补庵谈戏”“梨花馆剧话”等专栏，并于1927年创办《戏剧》专刊，使戏剧讨论逐渐系统化。与此同时，围绕“戏曲改良”的争论亦在副刊中持续展开，关于戏曲如何开启民智、传统程式与现实表达如何取舍等问题，不同立场反复交锋，戏剧成为公共文化议题。
戏剧文本虽不直接呈现形象，却使人们在不断的阅读与争论中得以更深入理解一部作品，逐渐形成对戏剧的判断与共识。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，戏剧的意义被反复讨论，也不断被修正，由此形成了一个与舞台并行的“第二舞台”。
今天的戏剧传播方式已发生根本变化。剧本多以专业文本形式存在，普通观众很少以阅读剧本为接触戏剧的起点。然而，新的媒介正在不断提供新的进入路径：人们可能先在短视频中看到戏剧片段，在社交媒体评论中形成印象，再通过视频平台的“二创”加深理解，最后才走进剧场。戏剧在切片、解读与再传播中流动。这无疑拓展了戏剧的触达面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将戏剧体验碎片化了。
在这样的语境下，剧本围读与朗读会的兴起，接通了那条悠长的戏剧阅读脉络——演员与观众围坐一处，抛开繁复的舞美与调度，让戏剧回归到台词与文本本身，它所唤起的，正是戏剧史上一脉相承的经验：在声音与聆听之间，人们得以暂时放下对视觉奇观的追逐，回到语言构筑的意义世界，细细体味人物情感的曲折与结构安排的匠心。可以说，剧本围读正是一种重新接近文本、回归深度阅读的方式。我们或许见证：戏剧的“第二舞台”正以一种新的样貌，重新回到我们的文化生活之中。无论形式如何变化，能够沉浸于作品深处，才是戏剧始终不变的内核。而这样的内核，正需要时间与耐心来支撑，也值得我们在喧嚣的时代中，为之留下位置。
《 光明日报 》（2026年05月20日 16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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